新疆地处我国的西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使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1944年9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就是新疆近代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在抗日战争后期,贯穿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到新疆和平解放。在革命后期,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使它汇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洪流,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及其对三区革命的影响。
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建设新疆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主张,为新疆革命播下了火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疆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拟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至甘肃境内遭遇反动军阀阻击,陷于困境。1937年初,西路军左支队接到中共中央电讯指示西进新疆,经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协商,将左支队400多名指战员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小东门外驻扎,对外称“新兵营”。后又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新兵营官兵参加新疆军事学校,学习汽车、装甲车、大炮、无线电、飞机和医疗等专业技术。这些学员结业后,为当时的新疆建设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陈云、邓发、陈谭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办事处负责人。不久根据盛世才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和新兵营抽调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盛世才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
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一蹶不振,财政经济极为混乱,盛世才为了摆脱经济凋敝、入不敷出的困境,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整个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38年2月,毛泽民受命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10月改任代厅长)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和整顿财政金融。针对当时新疆的财政弊端,确定了“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收入,保障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方针,将省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改革币制,建立财政机构。选派郑亦胜、高登榜、钱萍、罗乃堂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到南疆县级财政、税务机构担任领导,以健全财经、税务制度。并整顿税收,厉行节约,惩治贪污,发展对外贸易。从而在短期内实现了收支平衡,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接着又主持发行建设公债,发放农业贷款,参与制定新疆省第二期三年建设计划,发展农、牧、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省民政厅代理厅长。任职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了地主、巴依、伯克以及宗教上层赖以压榨人民的“农官乡约”,规定由农牧民群众直接选举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他还起草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分发给各县作为培养区、村长的教材。当时担任行政长、县长领导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许亮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模范地推行了“六大政策”(盛世才治理新疆施政方针的总称。其内容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他们从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民除害,解除冤狱,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修桥铺路,救苦恤贫,从而深得民心。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共产党人主办的《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妇女》、《新疆青年》等报刊,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舆论阵地。这些报刊经常介绍苏联和延安出版的多种马列主义书籍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大量刊载新华通讯社播发的消息,报道国际反法西斯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和抗日战争取得的光辉战绩。这些宣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激发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前线的热情,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在全疆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39年底,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战前线捐资折合国币达200余万元,各种金银首饰尚不计在内,其中用150多万元购买了10架“新疆号”战斗机送往前线,还发动群众写了10万多封慰问信寄给前方战士,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日战争。”[1](P219)
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当时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奇缺,为解决这个难题,新疆文化协会编译部在张仲实教授的主持下,结合抗日救亡教育和新疆多民族的特点,用汉、维、哈、蒙四种文字编印出了初高级国语、算术、自然、政府政策等内容丰富的教科书。这些教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鼓舞青少年的抗战热情,加深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优秀的青年革命活动家林基路被誉为新疆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2](P167)。1938年春,他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以后,主持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和“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学校出现了蓬勃的革命气象。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以及茅盾、张仲实等著名学者都登上讲台,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新哲学》、《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辅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使新疆学院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阵地,广大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的洗礼。后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就是这一时期在共产党人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族革命知识分子。在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的教育熏陶下,他加入了新疆省民众反帝联合会,成为一名反帝爱国战士,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走上街头动员人民募捐,演出革命话剧,教唱救亡歌曲,在扫盲识字班当教员。”[3](P83)这段时间的学习生活,为阿巴索夫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献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时,迪化有维吾尔、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并在各地设立了分会。共产党人通过文化促进会,团结各族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发展文化教育,开展抗日爱国宣传。
1942年,新疆的局势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急转直下。盛世才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反苏反共,疯狂迫害各族进步民主人士,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并杀害了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但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和模范行动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的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学习和继承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先后在新疆各地建立了一些秘密进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下活动。阿巴索夫和在国民党监牢中惨遭杀害的爱国青年诗人穆塔里甫等就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三区革命纠正了初期的错误,沿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轨道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一贯主张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国民党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在重庆谈判期间,又敦促国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4](P117)
三区革命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符合受压迫人民的共同意愿,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仅新疆各族人民奋起响应,而且也得到全国受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共中央和国内进步舆论也纷纷谴责国民党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呼吁实行民族平等和和平民主。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月华》等报刊连续刊载新华社电讯,报道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些报道通过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新疆当局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少数民族人民的罪行,给国民党反动政府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同时扩大了三区革命的影响,从道义上声援了三区革命。
三区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始于1946年冬季。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的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利用出席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两次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寻找中共代表,受到董必武的亲切会见。董必武非常关心新疆的革命情况,详细询问了三区革命的规模、政治、军事斗争现状及领导成员的情况,阿巴索夫一一作了汇报,并表达了希望中国共产党派工作人员领导新疆革命,接纳伊宁的地下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接着转呈了迪化地下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追述了共产党员林基路给自己的教诲。董必武立即致电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新疆革命斗争的情况,当即由周恩来副主席亲笔拟定了复电,经刘少奇签发。电文说:“电悉,望向阿同志询明: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他们组织之具体主张;阿同志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如可以,可派一同志去。”[2](P106)电报最后要求将毛泽东著作、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其他印发文件交阿巴索夫带回新疆,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
董必武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第二次会见阿巴索夫时,肯定了三区革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关注。董必武还向阿巴索夫分析了国内外斗争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斗争策略,希望民族军坚持斗争,牵制国民党西北战场的军事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主战场的反攻。为了建立起党中央与三区革命力量的直接联系,1947年1月,中共中央还派彭国安(又名彭常贵)携带电台,随阿巴索夫进入新疆,后由于电台功率不足,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未能沟通与中央的联系。[5](P138)彭后来开始从事收听和转抄新华社消息,供伊宁汉文《民主报》及其他报纸采用。
阿巴索夫从南京返回新疆后,向“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传达了董必武两次接见时的谈话和中共中央对新疆革命的指示精神,并将中共中央赠送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央有关报告、文件转赠给大家。遵照董必武“新疆情况复杂,不能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谈话精神,阿巴索夫与“同盟”领导人协商,于1947年2月,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人民革命党”合并成为“民主革命党”。参照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制定出“民主革命党”的章程。阿巴索夫当选为主席。“民主革命党”由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先进分子共同组成,它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线,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中的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阿巴索夫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守则》等著作和文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毛泽东的论述以及当时出版的大量马列著作,对新疆革命组织和方兴未艾的三区革命,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三区革命的卓越领导人阿合买提江,早年随舅父去苏联,先后在叶尔肯特、阿拉木图上学,1936年考入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学,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阿巴索夫是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他领导人伊斯哈克拜克、达列力汗等也先后去过苏联,深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毛泽东的著作以维吾尔、哈萨克文发表,在三区革命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三区革命这一地区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和全国革命形势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三区革命后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着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全国和新疆人民的早日解放而奋斗这样一条主线。当时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和采取的措施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把三区革命和中国革命密切联系起来,把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同时,把新疆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8年初以后,三区方面在政府和军队中大力宣传加强民族团结,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公开纠正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使三区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其二,彻底纠正革命初期在民族关系上所发生的错误,坚决清除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反动思潮的流毒,反对分裂祖国统一,反对制造民族仇恨,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三区革命初期,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支持下的一些反动封建上层如乌兹别克大阿訇艾力罕·吐烈和伊犁商人赖希罕·吐烈把持了部分领导权,在民族问题上,他们极力主张分裂祖国统一,制造民族矛盾,艾力罕·吐烈不仅明目张胆地向穆斯林群众号召举行“圣战”,叫嚷什么“活着当英雄,死了享荣光”,“把‘黑大爷’(对汉族人的蔑称——引者注)赶出星星峡去”[6](P194),而且公然宣称要在“东突厥斯坦”(新疆)境内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它完全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与各族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与这股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当时还处在战争时期,三区革命的主要精力用于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另外,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反动思潮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对于受反动思想毒害的群众,也要有一个艰苦细致的教育过程。所以在三区革命前期,这种斗争是以曲折渐进的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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